古代官箴文化中的反腐倡廉思想
在中国传统社会中，“官”是指为政者，“箴”是指规劝、告诫与警示。“官”“箴”二者合用，有两重含义：一是要求当政者在运用权力时，借助道德精神的力量，实行自我克制与自我节持，把握合适的度；二是在当政者出现弊端与失误，只靠自律难以自我纠正时，通过外部力量对权力运行加以制约。由此可见，官箴文化的核心是采取内外结合的方式约束权力，防止权力滥用。
古代官箴文化具有深厚的思想底蕴，由为政之道、为政之德与为政之术三部分组成。这种防范优先的道德自律与有效的制度约束相结合的防治模式，有助于澄清吏治，防范与减少贪腐行为和渎职犯罪。
为政之道
古代官箴文化具有深厚的思想底蕴，由为政之道、为政之德与为政之术三部分组成。这种防范优先的道德自律与有效的制度约束相结合的防治模式，有助于澄清吏治，防范与减少贪腐行为和渎职犯罪。
为政之道
为政之道是官箴文化的指导思想与基本准则，大致包括以下几项内容：
以“公”御私。“公”是为政之道的重要构成，指的是为国以“公”、为政以“公”。 以“公”御私方能秉公处理政务，这是为政者必须具备的思想原则。《礼记·礼运》中说，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”，即把“为公”视为“大道”的内容与指导原则，强调其对为政的重要作用。此外，战国后期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也指出：“明主之道，必明于公私之分，明法制，去私恩。”他又说：“人臣有私心，有公义。修身洁白而行公行正，居官无私，人臣之公义也。污行从欲，安身利家，人臣之私心也。”为此，“公私不可不明，法禁不可不审”。即，“为公”是建设清明吏治的关键与首要原则，惟有遵行“为公”的道义与原则，才能实现“富国强兵”的政治目标。
以“忠”御奸。“忠”强调的是尽忠于国家，尽忠于民族，绝不变节。它与“奸”势不两立，是御奸的重要思想武器。若君王顺乎民心，代表国家，忠君就体现为忠于国家。反之，昏君残民误国，就应起而率民反抗，绝不能“愚忠”。孟子曾对齐宣王解释“汤放桀，武王伐纣”的天然合理性。在他看来，忠于国家与民族是绝对的，忠君则是相对的。倘若独夫民贼执掌国柄，败坏国政，摧残民众，对他的放逐与征伐是救民于水火，是忠于国家与民族的具体表现。
以“信”御诈。“信”指诚信，主政惟有诚信，方能有效地抵御狡诈。如武则天《臣轨》所说：“诚为无虚操，信为不愆期，言能忠诚信实者，则人皆爱矣。”把诚信作为当政者的重要品格，惟有讲诚信方能赢得天下人的拥戴。儒家强调为政诚信的极端重要性，“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”，为政诚信者，“为上易事，为下易知”。吕不韦主持编纂的《吕氏春秋》也指出：“信之为功大矣。”注云：“故君臣不信，则国政不安，有倾危也；父子不信，则家道不睦，失慈孝也；兄弟不信，则其情不亲，无恭友也；朋友不信，则其交易绝，不能久矣。”诚信是关乎国家安危、家庭和睦、朋友交往的重要准则，不可或缺。
以“和”御离。“和”指的是合和、和睦，与离相对。孔子有言：“礼之用，和为贵。先王之道，斯为美。小大由之，有所不行。知和而和，不以礼节之，亦不可行也。” 孔子把“和”视为推行礼义道德的最高目标，凡事都应以“和”为标准，“和”成为治世的准则，也是当权者追求的理想境界。但要实现“和”必须以礼义道德相约束，否则，只追求形式上的“和谐”，做表面文章，是不能达到“和”的真实境界的。
为政之德
以“公”御私。“公”是为政之道的重要构成，指的是为国以“公”、为政以“公”。 以“公”御私方能秉公处理政务，这是为政者必须具备的思想原则。《礼记·礼运》中说，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”，即把“为公”视为“大道”的内容与指导原则，强调其对为政的重要作用。此外，战国后期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也指出：“明主之道，必明于公私之分，明法制，去私恩。”他又说：“人臣有私心，有公义。修身洁白而行公行正，居官无私，人臣之公义也。污行从欲，安身利家，人臣之私心也。”为此，“公私不可不明，法禁不可不审”。即，“为公”是建设清明吏治的关键与首要原则，惟有遵行“为公”的道义与原则，才能实现“富国强兵”的政治目标。
以“忠”御奸。“忠”强调的是尽忠于国家，尽忠于民族，绝不变节。它与“奸”势不两立，是御奸的重要思想武器。若君王顺乎民心，代表国家，忠君就体现为忠于国家。反之，昏君残民误国，就应起而率民反抗，绝不能“愚忠”。孟子曾对齐宣王解释“汤放桀，武王伐纣”的天然合理性。在他看来，忠于国家与民族是绝对的，忠君则是相对的。倘若独夫民贼执掌国柄，败坏国政，摧残民众，对他的放逐与征伐是救民于水火，是忠于国家与民族的具体表现。
以“信”御诈。“信”指诚信，主政惟有诚信，方能有效地抵御狡诈。如武则天《臣轨》所说：“诚为无虚操，信为不愆期，言能忠诚信实者，则人皆爱矣。”把诚信作为当政者的重要品格，惟有讲诚信方能赢得天下人的拥戴。儒家强调为政诚信的极端重要性，“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”，为政诚信者，“为上易事，为下易知”。吕不韦主持编纂的《吕氏春秋》也指出：“信之为功大矣。”注云：“故君臣不信，则国政不安，有倾危也；父子不信，则家道不睦，失慈孝也；兄弟不信，则其情不亲，无恭友也；朋友不信，则其交易绝，不能久矣。”诚信是关乎国家安危、家庭和睦、朋友交往的重要准则，不可或缺。
以“和”御离。“和”指的是合和、和睦，与离相对。孔子有言：“礼之用，和为贵。先王之道，斯为美。小大由之，有所不行。知和而和，不以礼节之，亦不可行也。” 孔子把“和”视为推行礼义道德的最高目标，凡事都应以“和”为标准，“和”成为治世的准则，也是当权者追求的理想境界。但要实现“和”必须以礼义道德相约束，否则，只追求形式上的“和谐”，做表面文章，是不能达到“和”的真实境界的。
为政之德
以“清”御贪。“清”指清廉，是为政者必备的官德，也是防御贪腐发生的重要思想武器。武则天在《臣轨》中说：“清静无为，则天与之时；恭廉守节，则地与之财”；“君子虽富贵，不以养伤身；虽贫贱，不以利毁廉”；“理官莫如平，临财莫如廉。廉平之德，吏之宝也。”所以为政者必须懂得：“非其路而行之，虽劳不至；非其有而求之，虽强不得，越分故也；知者不为非其事，廉者不求非其有，知其不可故也”；惟其如此，“君子行廉以全其真，守清以保其身，富财不如义多，高位不如德尊”。武则天全面阐释了清廉之德于国于吏的重要意义，这不仅是她对以往官德建设的高度概括与总结，也是对贞观之治经验的升华。
以“慎”御懈。“慎”指审慎或慎重，与懈相对。孔子对为政以“慎”具有独到见解，他说，为政慎者“终日言不遗己之忧；终日行不遗己之患”。 曾子作为孔子的门徒，非常重视“慎”在为政中的作用。他认为，“慎终追远，民德归厚矣”，并主张贯彻“慎”的思想原则，每日三省，追问自己的行为是否尽责，是否慎重。这种审慎精神为后人所效仿，成为后世修炼思想品德的楷模。武则天在此基础上又有进一步发挥，她说，“夫口者，关也；舌者，机也。出言不当，驷马不能追也”；而“言出于己，不可止于人；行发于迩，不可止于远；虽欲复止，其可得乎，故君子慎之也”。她指出为政荒嬉、言行不慎的危害：“忧患生于所忽，祸害兴于细微”；“故言易泄者，召祸之媒；事不慎者，取败之道也”。她认为为政当谨慎，惟其如此，才能实现“明者视于无形，聪者听于无声，谋者谋于未起”，“非所言勿言，以避其患；非所为勿为，以避其危”。反之，“为所非为，必致倾危”。
以“勤”御怠。“勤”指勤勉不懈的为政精神与道德操守。“勤”的应用，早在西周时期已有记载，周成王发布《蔡仲之命》时曾说，“克勤无怠，以垂宪乃后”。又如《尚书·周书·吕刑》所载：“士制百姓于刑之中，以教祗德。穆穆在上，明明在下，灼于四方，罔不惟德之勤。”把勤政精神作为推行德政的思想动力，不仅拓展了“勤”的意境，也扩大了其应用范围。南宋胡太初在《昼帘绪论》中又有进一步发展，他说：“勤政之要，莫若清心，心既清则鸡鸣听政，所谓一日之事在寅也。家务尽摒，所谓公而忘私也。”惟有如此，才能“今日有某事当决，某牒当报，财赋某色当办，禁系其人当释，时时察之，汲汲行之”。反之，“衔杯嗜酒，吹竹弹丝，宦游之乐，遂至狱讼经年不决，是非易位而知词讼愈多。事机愈伙，不免司败之见诘”。即是说清心寡欲，才能勤于政务，公而忘私才能勤政不怠。懈怠政务必将贻误国事，受到惩治。
对于坚守为政之德，践行“清”、“慎”、“勤”三字精神，南宋吕本中在《官箴》一书中做过精辟分析：“当官之法，惟有三事：曰清；曰慎；曰勤。知此三事者，可以保禄位，可以远耻辱，可以得上之知，可以得下之援。”他认为：“此天下之要言，当官处事之大法，用力简而见功多”，但此三者，又是极难做到的。因为“世之仕者，临财当事不能自克，常自以为不会败，持不必败之意，则无所不为矣”。所以应当“设心处事，戒之在初，不可不察”。吕本中鞭辟入里的深刻剖析，使为政之德的三字箴言得以广泛流传。
为政之术
以“慎”御懈。“慎”指审慎或慎重，与懈相对。孔子对为政以“慎”具有独到见解，他说，为政慎者“终日言不遗己之忧；终日行不遗己之患”。 曾子作为孔子的门徒，非常重视“慎”在为政中的作用。他认为，“慎终追远，民德归厚矣”，并主张贯彻“慎”的思想原则，每日三省，追问自己的行为是否尽责，是否慎重。这种审慎精神为后人所效仿，成为后世修炼思想品德的楷模。武则天在此基础上又有进一步发挥，她说，“夫口者，关也；舌者，机也。出言不当，驷马不能追也”；而“言出于己，不可止于人；行发于迩，不可止于远；虽欲复止，其可得乎，故君子慎之也”。她指出为政荒嬉、言行不慎的危害：“忧患生于所忽，祸害兴于细微”；“故言易泄者，召祸之媒；事不慎者，取败之道也”。她认为为政当谨慎，惟其如此，才能实现“明者视于无形，聪者听于无声，谋者谋于未起”，“非所言勿言，以避其患；非所为勿为，以避其危”。反之，“为所非为，必致倾危”。
以“勤”御怠。“勤”指勤勉不懈的为政精神与道德操守。“勤”的应用，早在西周时期已有记载，周成王发布《蔡仲之命》时曾说，“克勤无怠，以垂宪乃后”。又如《尚书·周书·吕刑》所载：“士制百姓于刑之中，以教祗德。穆穆在上，明明在下，灼于四方，罔不惟德之勤。”把勤政精神作为推行德政的思想动力，不仅拓展了“勤”的意境，也扩大了其应用范围。南宋胡太初在《昼帘绪论》中又有进一步发展，他说：“勤政之要，莫若清心，心既清则鸡鸣听政，所谓一日之事在寅也。家务尽摒，所谓公而忘私也。”惟有如此，才能“今日有某事当决，某牒当报，财赋某色当办，禁系其人当释，时时察之，汲汲行之”。反之，“衔杯嗜酒，吹竹弹丝，宦游之乐，遂至狱讼经年不决，是非易位而知词讼愈多。事机愈伙，不免司败之见诘”。即是说清心寡欲，才能勤于政务，公而忘私才能勤政不怠。懈怠政务必将贻误国事，受到惩治。
对于坚守为政之德，践行“清”、“慎”、“勤”三字精神，南宋吕本中在《官箴》一书中做过精辟分析：“当官之法，惟有三事：曰清；曰慎；曰勤。知此三事者，可以保禄位，可以远耻辱，可以得上之知，可以得下之援。”他认为：“此天下之要言，当官处事之大法，用力简而见功多”，但此三者，又是极难做到的。因为“世之仕者，临财当事不能自克，常自以为不会败，持不必败之意，则无所不为矣”。所以应当“设心处事，戒之在初，不可不察”。吕本中鞭辟入里的深刻剖析，使为政之德的三字箴言得以广泛流传。
为政之术
为政之术指的是为政的技巧和艺术，它是古代为政经验的高度概括。
“刚柔相济”。古人对为政刚柔相济的艺术多有阐释，而以清代名幕汪辉祖的讲述最为精彩：“刚则易折，柔则易暗，应刚柔相济。”为政过于刚强易受挫折，过于柔弱则被人埋没，而刚柔相济才能达成治理的目标。他认为当政不仅应有为政之道、为政之德，还应具备为政之术。因为为政之术是保障上述二者贯彻执行的重要思路与方法，不可或缺。
“方圆相协”。汪辉祖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，又提出“方圆相协”的为政之术：“方则显愚，圆则嫌猾，须方则方，须圆则圆，为有方有圆。方圆乃立身之本。” 在坚持原则性（方）的同时，也要具备一定的灵活性（圆），使为政的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统一起来，才能有效地达成施政目标。
“文武并用”。这指的是文武二手的结合使用，也是为政之术的重要构成。其最早出现在《尚书·虞书·大禹谟》舜颂尧德时所说：“帝德广运，乃圣乃神，乃武乃文，皇天眷命，奄有四海，为天下君。”孔颖达注云：“广谓所附者大，运谓所及者远；圣无所不通，神妙无方，文经天地，武定祸害。”这是对尧文武并用治国艺术的充分肯定。而这种为政之术深刻影响后世，将教化与法律约束相结合，形成了后世治世的传统。西周出现的“明德慎罚”，唐朝的“德
“刚柔相济”。古人对为政刚柔相济的艺术多有阐释，而以清代名幕汪辉祖的讲述最为精彩：“刚则易折，柔则易暗，应刚柔相济。”为政过于刚强易受挫折，过于柔弱则被人埋没，而刚柔相济才能达成治理的目标。他认为当政不仅应有为政之道、为政之德，还应具备为政之术。因为为政之术是保障上述二者贯彻执行的重要思路与方法，不可或缺。
“方圆相协”。汪辉祖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，又提出“方圆相协”的为政之术：“方则显愚，圆则嫌猾，须方则方，须圆则圆，为有方有圆。方圆乃立身之本。” 在坚持原则性（方）的同时，也要具备一定的灵活性（圆），使为政的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统一起来，才能有效地达成施政目标。
“文武并用”。这指的是文武二手的结合使用，也是为政之术的重要构成。其最早出现在《尚书·虞书·大禹谟》舜颂尧德时所说：“帝德广运，乃圣乃神，乃武乃文，皇天眷命，奄有四海，为天下君。”孔颖达注云：“广谓所附者大，运谓所及者远；圣无所不通，神妙无方，文经天地，武定祸害。”这是对尧文武并用治国艺术的充分肯定。而这种为政之术深刻影响后世，将教化与法律约束相结合，形成了后世治世的传统。西周出现的“明德慎罚”，唐朝的“德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