春末夏初，陕北的山山洼洼上，总能见到三三两两地间隔不远，扛着小镢头，腰间挂着口袋的挖药材的中年妇女。她们都是低着头，每找到一棵药材就开始挖，突然飞起来的野鸡或突然窜出的野兔吓不到她们。在她们中间，有个看上去十二三岁的小姑娘最是惹人注目，只见她每找到一棵药材，就会挥舞着小锄头，快速抛了起来，三下五除二就将药材挖出，然后小心翼翼地放入袋子里。

小姑娘看上去很是瘦弱，脸颊黝黑，两鬓间挂着的小羊角辫，不知是没有梳好，还是被风吹散了，乱糟糟的，暗红色的长袖外套上沾了几片小草翠绿的碎叶，灰黑色的“条绒裤”上沾了些泥土，一双手工纳的布鞋头上破了洞，漏出了她脚的大拇指。最显眼的是她腰间挂着的，用化肥袋子改缝的药材袋，硕大的袋子与她的身高格格不入。虽说春末的阳光不算毒辣，但双手执着镢头使劲抛药材的她，额头和脖颈上的汗水，把尘土和成了泥水，顺着脸和脖子流了下去，比起同龄人来说，她的样子很是“恓惶”。

相比之下，穿着洁白的T恤，崭新的运动鞋，背包里背着十多块钱的饮料和几袋零食，双手捧着脖子上挂着相机的我，此刻没有一点所谓的“优越感”。她这个年纪时，应当是在某个河边树下，正忙着和同学们野炊游玩，又或者是在父母的陪伴下，在商场里挑选着自己喜爱的物品，实际上她与我想象的样子大相径庭。我从不相信命运，但此刻命运的天秤似乎向着我倾斜，我一直以为，随着时代的发展，再差的日子终究会变得美好，直到遇见她，才颠覆了我那微不足道的认知。

打着歇一歇的“幌子”，我和朋友招呼小女孩和附近的两个大姐一起到我跟前的榆树下乘凉。乘她们不注意，我偷偷扒开袋子，发现里面是“知母”和“柴胡”这些陕北山梁上常见的药材。看着席地而坐的小姑娘，我不禁问旁边的大姐，为什么上山挖药材要把孩子带上，大姐摇摇头叹息说这孩子叫小燕，是她一个村子里老李家的女儿，看上去瘦小，其实她已经十五岁了，大姐接着将小燕的事娓娓道来。

原本小燕也生活在温馨的家里，父亲开着三轮车送货，母亲在一个超市里打工，日子虽说算不上富裕，但也格外温馨。天有不测风云，小燕的父母在一次送货途中，与一辆拉石子的卡车相撞，小燕的母亲腰椎断裂，躺在床上已经四五年了，父亲被撞断了腿成了瘸子，干不了重活，卡车的司机丢下车跑了，最终也没能找到肇事司机。看病和生活的资本这些年压的这一家人喘不过气来来，虽说政府部门给予帮助，但对于这个丧失劳动力的家庭来说只是杯水车薪。懂事的小燕还未上完小学就辍学了，把上学的机会让给了弟弟，因为年龄太小打工没人要，于是自己开始挖药材、捉蝎子、捡杏核，只要能换点钱的活儿，她都会一头扎下去。

听着大姐的介绍，我看到小燕泪眼婆娑的眼睛里，依然透着一股不服输的倔强，也许是我们的谈话刺痛了这孩子脆弱的心弦，理智却告诉她，哭，就输了。我不禁想，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在听别人的故事，当困难降临在自己身上时，会不会举手无措？又是否能凭着自己的辛勤劳动撑起一片天？

闲聊之余，我从背包里掏出饮料给她们，她们都说自己带了水，也喝不惯饮料。当我掏出零食递给小燕时，只见她犹豫了一会儿，最终还是没有接，慎重地说了声谢谢，还说自己和弟弟不怎么吃零食，更不能惯出毛病。听了她的话，我瞬间觉得自己的馈赠此刻仿佛是在施舍，即便是一个馒头，她都是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换得，吃到嘴里才最香甜，又怎么会食嗟来之食？艰难困苦最大的敌人就是勤劳，没有过不好的日子，只有懒惰的人，只要勤劳一点，靠大山的馈赠，再差的生活也有个样子，也有个盼头。

我问她们挖一天的药才能卖多少钱时，另一个大姐笑道：“一天能卖三四十块钱。”边说边指着小燕说：“别看这娃娃小，挖地比我们还多，一天要多卖近二十块。”一天五六十块钱，对于有的人来说还不够一顿饭钱，更不够踏上旅途的机票钱，但这对她的家庭来说又意味着什么？我问大姐为什么不到城市里找份工作，这远比在山上挖点药材赚得多。大姐告诉我，疫情比较严重，很多地方都去不了，只能待在家里，闲着也是闲着，挖点药材多少能补贴家用，也不怕别人笑话自己没出息，毕竟靠自己劳动换来的果实才最香甜……

分别时，我本想把她们挖药材的画面拍下来，想想又作罢了，我的画面能留住她们的身影，却看不清她们坚信靠自己的劳动能换来美好生活的信念，那照片就变得没有意义了。

时至今日又是一年，听说有人给小燕寻了婆家，不过小燕没有同意，她倒不是觉得自己年龄太小，只是怕自己嫁了人，家里就没有了劳动力，与其让家人靠着向别人摇尾乞怜，倒不如靠自己的劳动换得果实，再过几年弟弟长大可以赚钱养家了，自己再嫁人也不算太迟……（汉钢公司炼钢厂 薛生旭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