陕北的年文化像脚下的黄土一样古老，无论世间多么沧海桑田，它都有着独特的神秘和淳朴。“年茶饭”这一词在进入腊月的陕北，出现得格外频繁。

　　在陕北，“油馍馍”“黄馍馍”“年糕”算得上是年茶饭的代名词了。母亲每年都要做年茶饭，一做就是一大堆，都储存在一口大缸，留着慢慢吃。刚入腊月，母亲就开始掐着指头数日子了，紧跟着腊月的脚步，今天该干什么，明天又有什么事，都安排的妥妥当当的。

　　月半时，母亲按照自己的“计划”，就开始准备做年茶饭了。母亲打发父亲背上一些软糜子和小米，到镇上的磨房脱皮，等日子临近腊月二十左右时，母亲便忙着泡米了。从藏窑里找出大瓷盆，用碗小心翼翼的盘上几碗米，加上些温水浸泡。泡上一天一夜的米，能用手指捏碎时，再将米捞入花筛里，控半天的水，年茶饭的米就泡好了。父亲把米装进口袋扛在肩上，母亲则拿上干净的布口袋，两人早早的跑去磨房等候，年底打米磨面的人多，自然就要去个早了。

　　米打成面拿回来后，母亲将面分成三份，拿出两份倒入两个盆中，加上温水和“糖精”，一份做油馍馍，一份做黄馍馍。和面是父亲的活儿，父亲是精壮的庄稼汉子，手上有把子力气，将面均匀地和好、揉好自然不在话下。揉好的面会放到炕头暖和的地方，只等着发酵。另一份面是用来做年糕的，不需要和好，是用干面直接放在锅里蒸的。

　　蒸年糕是做起来最麻烦的年茶饭，蒸汽先将蒸笆和蒸布打湿，才开始在蒸布撒上一层面，当蒸汽湿透了面，再开始撒一层，就这样一层一层地直到面撒完，最后盖上用高粱杆做成的锅盖，蒸糕时不能用铁锅盖，必须是要用高粱杆或者木头做的，据母亲讲，铁锅盖上冷凝的水会使年糕变成“泡糕”，而且还熟不了。灶子里需要加上粗壮的柴禾，火旺了，熟的也快，等锅盖缝隙里传来“嗖嗖”的“哨”响声时，年糕才算正式开始蒸了。一直蒸两三个小时后，母亲揭开锅盖，用筷子戳一下，试试有没有生面粘在筷头，要等完全熟透了才能起锅。

　　年糕蒸好后需要揉均匀，家里的年糕都是父亲在揉，刚出锅的糕，还冒着腾腾的热气，就见父亲开始用两只手快速地拍打着，似乎不惧怕烫了手。母亲说父亲皮糙肉厚不怕烫，父亲听了母亲的话，憨憨的一笑，并没有多说什么。小时候的我也总以为父亲不怕烫，当我好奇地摸上去时，就烫得我迅速缩手，长大后才知道，父亲也是怕冷怕热的，只是他把热在拍打时套融入了年糕，融入了年茶饭里，伴着的鞭炮声，揉进了全家人的心里，温暖了整个冬天。

　　做油馍馍和黄馍馍时，母亲是“主力”。母亲坐在案板前，将发酵好的油馍馍面揉好，用手揪一个小面团，放在案板上，轻轻一按，就压成了个圆圆的小面饼，再用手指在面饼中间戳个洞，油馍馍就做好了，一个接着一个，直做得案板上、方盘里放的都是。父亲坐在油锅前，一只手将油馍馍顺着锅沿溜进去，一只手拿筷子快速地给油馍馍翻着身。而我和哥哥妹妹站在旁边翘首以盼，就等着第一个油馍馍尽快出锅。黄馍馍做着就简单了，像蒸包子一样，里面加上一些红小豆或者南瓜之类的馅，放到锅里蒸就是了。

　　年茶饭做出来那天饱饱的吃上一顿后，母亲会再拿出一部分，这家亲戚给三十个，那家亲戚二十个，年前就送去，我家的亲戚都是住在县城里的，对这些玩意儿自然稀罕的紧。送完后还剩很多，母亲就会放入藏窑的大瓷缸里面，吃的时候拿出来在锅里热一热，也方便的紧。陕北的冬寒冷而又漫长，不用担心年茶饭会发霉变坏，这样的吃法一直能吃到春暖花开。

　　这样的年茶饭是粗糙的，但也是最香甜的，不知不觉中，这样的年茶饭我已经吃了二十多年。以前母亲做年茶饭的时候，总让我们几个学着做，哥哥和妹妹倒是学了些，不过远远比不上母亲做的好吃，毕竟他俩只学了母亲手艺的皮毛。我对烹饪没有丝毫兴趣，也许是自己的懒惰吧，母亲摇摇头说：“现在不学会做，将来我老了，做不动了，恐怕你们想吃也吃不到了，现在有机会就多学学吧”。

　　又逢年关时，因为离家很远，只能将对母亲的年茶饭无限“垂涎”变成追忆，在脑海里一晃而过。正在做饭的妻子看我呆呆地坐在那里，笑着说我像个傻子，年关时本应该是忙碌的，是活泼的，更是欣欣向荣的，而我却像霜打了的茄子。其实妻子不知道我是陷入了沉思，沉思在那无忧的岁月里，对年茶饭的期盼，我仿佛也看到那一块油馍馍、一片年糕、一个黄馍馍都跳动在锅沿上，之后又变成了心田出发的思念与渴望。（汉钢公司炼钢厂 薛生旭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