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老屋院子的土崖上，有一块大约四五尺见方两寸深的凹槽，土崖和凹槽都经不住岁月的侵蚀，长了许多青苔。后来二伯告诉我，那是爷爷曾经用来教学的黑板，在我脑海里无半点记忆碎片的爷爷曾经当过老师？那个年月，有人识字习字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，但对于爷爷当过老师的事，确实让我惊讶一番。

年前，二伯到勉县过年，在与二伯交谈中我才知道，爷爷是退伍军人，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，当年在部队里也有个一官半职，在部队学了不少的字。退伍后回到家中，见乡亲们目不识丁，便在自家屋的崖面上划了一块平整的槽面，用黄泥巴和成泥，糊在墙上，做成了最简单最原始的黑板，用未烧完的木柴棍子做粉笔，在墙上写下字，爷爷便组织集合村里的人来学习，村里人对他也都相当认可，毕竟他是村里唯一的文化人。爷爷在村里有一定的威望，加上村里人觉得能有免费的书读，当然乐意前来学习。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里，没有笔没有书，村民便用木棒在地上写写画画，没有桌没有椅，就搬块石头坐，或盘腿平坐在地上，认认真真地盯着黑板上爷爷教的字，一边还用手里的木棒在地上学。作为在二十一世纪的青年，我钦佩在那样艰苦的岁月里，他们对学习对知识的那份坚持、执着和渴望。

在我刚出生不久，爷爷便去世了，因此对爷爷是没有什么印象。父亲告诉我，爷爷很好学，自创了很多学习方法，别人算账都是用算盘，他算账是用玉米粒来算。我始终没能明白，怎么用玉米粒来算复杂的账目，询问父亲时，父亲也含糊其辞，只是说他也没有学会。据说爷爷那时候受部队的熏陶，是一个很有理想的人，然而爷爷的文化水平有限，退伍后只能复原，背着太阳在田间劳作。爷爷把在部队里学的字都教给了村里的人，二伯告诉我，村里很多人都是爷爷的学生，虽然没有一板一眼正式进行上课下课教学，但村里人通过跟爷爷学习，很多人都掌握了常用字和基本的算术，在那个年代，这已经是很了不得的本事。我曾想，如果现在让我去边远的山区支教，或许我也能帮助一些贫困山区的孩子们，但远远达不到爷爷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，还不忘初心为村里的人教习文化知识。父亲说爷爷识得字数不多，然而在全村人都不识字的情况下，他就成了大家眼里的知识分子。

因为爷爷无偿为村民教习文化知识，渐渐地名气大了，周围村里的人也来跟爷爷学习文化知识。文革时期，爷爷被当作“臭老九”，关进了牛棚。好在奶奶目不识丁，没有被关，能给爷爷送一些饭菜。在那个多灾多难的岁月里，爷爷算是幸运的，被关了一年就放了出来，不过爷爷还是没有放弃，继续教村里人学习文化知识。据父亲讲，当年爷爷教出来的学生，大概是现在的四到五年级学生的水平。孔子说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”，我想爷爷当年也懂得这句话，便把自己学习到的文化知识教给了村民，让所有人都能有一定的文化层次，我们村渐渐成为了周围的“文化村”。村里人都十分尊重爷爷，有可能是因为他曾经在战争中立下过功劳，也有可能是感激爷爷教给他们文化知识。

随着改革开放和土改的推进，爷爷分到了一些土地，不再吃大锅饭，行政村上盖了学校，有专门的老师教学生，这个露天的小教室渐渐失去了作用，爷爷这个“老师”也失了业。现在坐在明亮的教室里，用着多媒体多功能教学的学生们，恐怕很难想象在那个年代人们的学习情景竟然是这样的。有人或许也可能理解不了，为什么不修一个教室，让孩子们坐在教室里学习，难道是由于人们的懒惰？不是这样的，勤劳的中国人，尤其是在温饱还未解决的年代里，没有懒惰的人，只是在科技不发达的年代里，他们靠天吃饭，谁又会在意文化知识的学习？也只有在部队里学习过文化知识的爷爷才知道，孩子们学会文化知识，对未来是多么重要。

每次回老家，在路过老屋的墙崖时，都能看到爷爷曾经用过的“黑板”“教室”，因为经不起岁月的痕迹，失去了原有的模样，只留下一块四五尺见方、两寸深的凹槽。那一刻，我仿佛还能看到，或大人或孩子，坐在石头上的，盘腿坐在地上的，都目不转睛地盯着黑板，一个老头站在自制的黑板前，手里的柴棍子指着黑板，似乎在说着什么……（汉钢公司炼钢厂 王德中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