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参加了工作就再没有见过老王，闲暇之余，常会想起他住在村里唯一的土窑洞里，说是窑洞，只是门上安着个巴掌大窗户的土洞，炕上摆着小红桌，桌子上摆放着小卖部里最廉价的酒，没事的时候托着他背上的“大疙瘩”，在旁边破草棚里，拾掇从旁边镇子上捡来的塑料瓶和破纸箱。

和老王认识的时候，是在一个夏天的午后，我把附近的几个塑料瓶捡到一起，看到老王来了，给了他，并递上一瓶装水，便不紧不慢地聊了起来。我是刻意接近他，因为在整个村子里，老王是单独的，不和任何人打交道，是村民眼中的异类，没有一个朋友，只知道当年政府搞土地改革时，他被分到了我们村。

一来二去的熟络了，我成了老王在村子里唯一的朋友。听老王说，他小时候生了一场大病，落下了背上的驼峰，上学时老被同学嘲笑，没上几年学就辍学在家。父母在“文革”中被关进牛棚，自杀了，因为他是残疾，算是躲过一劫。“文革”结束后不久，赶上了土地改革，便随着来到了现在的村子里。当我问他为什么不成家时，他摇摇头说：“那个年代，能下苦，能种地，才能娶到婆姨，向我这样的，没人会跟着来的。”政府给老王分的五六亩地，平时收成一般，现在老了，很多地都种了树，只留下离家近的一小块地种点蔬菜。平日里政府给的养老金、“退耕还林”的钱，都存了起来，本来也够花，但还是天天都见他在镇上捡塑料瓶和废纸箱。

我问老王，是不是攒钱给自己买棺材。他总说，死了以后有政府，现在的社会好了，政府不会放手不管的，钱都买的吃了大鱼大肉了，我很好奇为什么他吃那么丰盛还是干瘦干瘦的。有一天买了一瓶一百多块的酒，和老王坐着对饮，对于他最廉价的酒我是喝不惯的。门外来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小姑娘，在门上往里瞅，我们两人叫小姑娘进来，经过一番“盘问”，小姑娘才慢慢道来。原来小姑娘是四川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，自初中起，老王就一直资助着他上学，现在大学毕业了，找了还算不错的工作，如今是来看望这个资助她的人。小姑娘亲切的称呼老王“干爸”，还二话不说的给老王洗起来衣服。

在我偷偷的“威逼利诱”下，老王终于说出来实情，原来十多年，他一直资助着五六个孩子上学，平日里捡点废品，政府的补助，都攒下寄给了他们。老王告诉我，他无儿无女，要钱也没什么用，能帮一个算一个吧，当年自己耽误了，不能让可怜的娃娃们再耽搁了。我突然感觉，我一百多块的酒没有老王最廉价的酒好喝。平日里我们觉得自己多高尚，此刻谁又能比得上老王？

记得那次小姑娘没地方住，而老王又只有我一个朋友，老王便乞求我让住我家，我家还是有不少空房的。小姑娘告诉我，她“干爸”每个月都寄给她两三百，才能使她顺利读完大学，一生最要感谢的人就是他。当我告诉她，老王总共资助五六个孩子的时候，小姑娘默默地擦起眼泪。谁能想到村里最穷最不起眼的驼背老王，实际上是最“富有”的人呢？人生在世，并不是高调地做慈善就是善人，最难得可贵的是穷人帮助穷人。（汉钢公司炼钢厂 薛生瑞）